PG电子模拟器），一时洛阳纸贵。他1939年为了推展工合运动，再次访问陕北。他在陕北获得一些珍贵的红色资料，同时，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与学生运动关系密切，也收藏了一些资料。1957年，他任哈佛大学教授，将六七十份资料赠送给燕京图书馆。我们在此介绍几份与中国有关的文献。
1933年12月圣诞节，埃德加·与海伦（Helen Foster Snow，笔名Nym Wales）结为夫妇，之后定居北平。1934-1937年，应邀到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海伦则于1934-1935年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他们与北平的抗日学生保持着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关系。1935年11月11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进行武力威胁，提出限令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根据的记述，他的一位读新闻的学生张兆麟打听到宋哲元打算倒向日本的传闻。张兆麟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东北人，身材高大，为人坦率，来找夫妇商量发起学生运动抗日。当张兆麟和王汝梅（黄华）、陈翰伯再来与夫妇商量时，他们决定组织，而则答应发动其他记者去现场采访，并予以详细报道。12月9日被选定为全市学生的日子，夫妇连夜抄写学生所提“要求”的译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国报纸发表。夫人更详细地回忆了他们夫妇同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们的交往：1935年的黄华是一个自尊的、有点忧郁的、沉着的青年。他使人感到他有责任感。一二·九小规模的引发了12月16日有一万学生参加的。这次是戴维·俞（黄敬），一个职业家参加计划的，其他人则是没有经验的新手。12月9日之后不久，黄华带了一个青年到我们家里来，据他介绍，此人名叫戴维。他相当高，面色苍白，形容憔悴，他的烟色毛料中式长袍也不甚整洁（大部分男生那时都穿上层社会的长袍。）他英俊的脸坦率而富于表情，也是士大夫型的，感到他的自信。他有一种平易近人，很有教养而且庄严大方的风度。他只有24岁，却有知识分子的权威的气度。我已经认识了宋黎，一个精力旺盛，无所畏惧，两眼有神，像松鼠似的东北学生代表。12月9日时他领着队伍，直向武装冲过去。（图2）姚依林是清华代表，当时读大学二年级，大约只有17岁，非常聪明而且是天生的领袖。
黄敬是家的常客，他后来为了躲避的追捕，从北平前往天津，海伦送了他一件的花呢子西装，希望因此减少火车上的怀疑。黄敬为安排访问陕北起了重要作用。黄华后来到陕北为做翻译，采访了很多领导干部和战士。夫妇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们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毫不奇怪，他们收藏了有关中国的资料。
图2：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大中，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黄敬在北平天桥地区电车上演讲。下为东北大学学生宋黎在帮扶。
珍藏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全国）筹备会的刊物《学生呼声》第一期。1935年11月1日，在秘密领导下，北平11所高校的学生成立了北平，发动了一二·九运动，12月26日成立平津，并决定发起组织全国，开始筹备，1936年3月18日正式成立筹备会。参加筹备者有北平、天津、上海、温州、杭州、济南、青岛、徐州、曲阜、南京、唐山、保定、武汉、张家口、太原等单位，依参加筹备各单位共分四区。筹备会的工作主要有：派代表赴各地联络，共分四条路线）华南——福建、浙江（4）华南——广东、广西。进行文字号召：（1）发《告同学书》（2）发《筹备会宣言》。扩大宣传，招待新闻界、杂志社、妇女、文化、职业、工、商、农各界，出席各种团体作报告，出版刊物——名为《学生呼声》。在上海各界与全国各地进行募捐。建立国外联系，接受世界学生会来函并作复，接受美国来函并作复。促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早日成立。
编辑《学生呼声》的陆璀在一二·九运动中一举成名。1935年12月21日的《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封面和封底，用了陆璀在一二·九运动的当天，在西直门外一个站台上，手执大号话筒向学生和市民讲线）。当时《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并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谁，只是收到有人给他寄来的这两张照片后，觉得它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就采用了它，并且在封面上加上“大众起来！”。
New York Herald Tribune）刊登了北平学生12月16日第二次的长篇报道（图4）。大标题是《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击倒60人》，副标题是《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Joan of Arc’ Jailed）》，将陆璀比拟为贞德，后面还有一个标题：《北平学生》，署名为维克多·基恩（Victor Keen），12月16日发自北平。他报道了学生被阻于宣武门外，以及陆璀那天的被捕：“当她在所受审时，本记者在场。在被审问时，她毫无惧色；只有当她热切地为中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事业而呼吁时，眼泪才沿着她的双颊流下。……今晚深夜，本记者仍无法证实陆女士是否已如警方承诺的那样被释放。”
1936年2月29日，北平军警大搜捕，陆璀在夫妇家里躲了一个多星期后，前往上海筹备全国，主编《学生呼声》，这份刊物从名称到封面设计，都有点效法美共派遣来华的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与马克斯·格兰尼奇（Max Granich）于1936年3月15日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呼声》（
第一期有《发刊词》、“评论”栏目、专文，“论坛”栏目，悼词《悼郭清》是追悼北平河北高中学生郭清，他因参加而被捕，死于狱中，北平发起在1936年3月31日开郭清追悼大会，又遭军警，酿成北平三·卅一惨案。“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怒潮”专栏刊有上海、天津、青岛、温州、济南学生救亡运动的报道。
（图6）“特载”专栏对全国筹备会的活动进行了报道，并刊登了相关文件：中国筹备会宣言、告全国同学书、为政府压[迫爱国]运动宣言、1936年2月8日世界给中国同学的一封信以及中国给世界同学的信。陆璀、唐守愚编辑的《学生呼声》共出版了5期。
全国成立后，推动了全国学生与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北平在1936年3月31日举行的郭清追悼会，由于事先发动不够，对严重局势估计不足，抬棺，遭到，导致许多同学受伤，54人被捕，这次事件受到新派来主持北方局工作的的批评。分析认为，掌握华北军政实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还不甘愿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确定要争取宋哲元。5月28日，广大学生在天津“五二八”抗日中没有再喊反对宋哲元的口号。6月13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大，
（图7）指示北平引导学生改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这一调整缓和了平津学生与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的对立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宋哲元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从而既激发了二十九军的爱国热忱，促使宋哲元向抗日的立场转变，同时又使学生运动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和更迅速的发展。
（图8）这位接受采访的失业工人批评了学生队伍中的混乱，描述工人们更勇于与搏斗。这位采访者说：“我们的主要意思是唤醒大众，用不着和他们（）打，找机会把他们说服也是好的。”工人则回答说：“哼哼，告诉你说，他们在打你的时候就没有人性啦，要想说服？只有用拳头才能说服吧！”这反映出部分学生已经认识到说服是更讲策略的办法，但部分工人还是相信必须与搏斗。
陕北《红色中华》的报道则反映出这次运动主要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北平当局冲突并不激烈：“在北平六月十二（十三）日那天整个北平大中小学学生举行盛大的运动，参加学校达五十余校，人数四、五万人左右，队伍很整齐，秩序很好。他们的口号是‘拥护西南政府出兵北上抗日’、‘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这一行动吓得日本帝国主义大起恐慌，立即命令北平当局去学生运动，结果逮捕学生中积极分子三十余人。但学生仍坚持斗争。”北平当局在压力之下，终于将被捕的卅余人释放了。
信中介绍了世界各地对中国的援助和联合的运动：“在美国，同学们援助中国学生的运动异常活跃。我们知道你们一定已经接到美国给你们的同情和鼓励的信了。在六月初，美国最重要的青年与学生的领袖又曾给你们去过第二封鼓励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见另函—译者）”在3月14-15日的伦敦会议上，世界决定要组织国际学生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在日内瓦，从八月卅一日到九月七日，将举行世界青年大会。差不多在所有国家里都在进行这一准备。我们要再一次的表示，我们热烈希望在日内瓦的世界青年大会上能欢迎到中国青年的代表和全世界的青年站在一起。”世界非常高兴听到中国完全拥护世界的决议，中国同其他民众组织联合、和世界学生为自由与和平的斗争团结一致，这二大任务现在逐步实现了。“我们已看到你们《学生呼声》第二期的评论……这就是说：你们要和东亚学生建立密切的合作，你们愿担起这责任来，对于这决定我们是非常高兴的。”世界和中国在合作上有许多困难，中国寄去的消息和材料常常收不到，因此信中说：“要求你们寄第一期《学生呼声》来，我们要求你们经常的告诉我们每一中国学生运动的动态，和寄给我们各种材料，学生刊物宣传品，照片等等。”
（图12），中国收到世界邀请后，派宣传部长陆璀前往赴会。陆璀与陶行知等旅欧中国学生代表20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
（图13）信中回顾了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后说：“我们现在从日本政府对你们国家的侵略上看到了一种更惨酷的致命的对‘自由’的进攻。我们是特别关连着的，因为，中国独立的破坏非但就是你们和你们国家的陷于奴隶地位，同时也就是更增加日本的气焰，使它更向制造远东战争的路上迈进。你们的运动是合乎正义的。你们的斗争是合理的。我们一切对你们的压迫，同时将贡献给你们我们继续不断的援助。”
在《复始之旅》中说：“燕京大学是一所上层阶级的大学，学生照理在上是保守的。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加上阶级矛盾和日本侵占华北，激进的浪潮便开始波及那里。到了一九三五年，燕京大学出人意外地成了学生运动的发祥地，触发了全国性的一二·九运动。”亲身经历过一二·九运动之后说：“这一经历使我懂得，引起有种种原因，而知识青年对现政权失去信心，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恰恰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学究式的历史学家最容易忽视的。”他收集与保存的这些资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知识青年如何对政权失去了信心，从而走上了道路。
